近体诗常识漫谈 一、 五言与七言 我们知道，诗经的句子以四言为主，如果“兮”之类语气词不计的话，就是以三言、四 言为主。汉代诗歌以四言、五言为主；进入六朝，四言诗逐渐式微，七言诗开始出现，而主流无疑是五言。从唐代开始，五、七言基本一统天下，而五言稍占上风，宋以后则五言退居次席，七言诗成了诗人的最爱。 在这个问题上，还需提到两点。一是诗的“句”与“行”之分。“行”这个概念，是借 用自西洋诗。西洋有韵诗的体式，普遍以八到十二个音为一行，行尾入韵。借用到旧体诗中，就可以把每两个韵脚之间称为一“行”。这样来划分的话，先秦诗多以三、四字为一行。西汉时所谓“柏梁体”是七字一行。东汉魏六朝的五言诗十字一行，南北朝以后的七言诗十四字一行。而晚唐以后出现的词，每行字数还可更多，尤其宋以后盛行的慢词，一行十五字以上的情形更为常见。 其次是辞赋由诗向文的转变。楚辞基本上应该划入诗一类，南北朝以后辞赋成为有韵之 文，很少有人会再认为骈文也是诗的一个别种。辞赋的句式，以四、六字为主。辞赋与诗划清界限，也就意味着诗句中四言、六言的消亡。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六言的诗，比如六言绝句、六言律诗，但始终未成气候。 综合以上现象，我们可以导出一条规律，那就是随着汉语诗的发展，一方面韵脚越来越 稀疏，韵脚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长；另一方面奇数字的句式越来越成为主流。对于前者，我们从三个角度进行解释，一是音乐的发展，复杂旋律逐渐取代简单旋律；二是诗人的技巧日趋成熟，驾驭复杂句子的能力越来越强；三是词语的复杂化、多音节化倾向，尤其是双音节词汇的日益丰富和常用。对于后者，我们可以解释为，奇数字句式的节奏变化更为丰富，诗人们逐渐发展和运用了这一规律的缘故。 近体诗出现得比较晚，所以基本上只有五言、七言两种形式。六言近体前面已经提到过，完全没有形成影响，是可以忽略不计的。前面也提到，唐诗人重视五言甚于七言，宋以后则反之。在这里，最主要的原因，可能是汉语语词的复杂化：唐诗中用词普遍以单字词为主，而宋以后的诗中，双字词就越来越常见了。 基于以上相同的原因，古人多数以为，七言近体的写作难度大于五言。甚至明代的人都 还是这么说：“五言律规模简重，即家数小者结构易工；七言律字句繁靡，纵才具宏者推敲难合。”而现代人的感觉则正好相反。从目前网络诗歌创作的现状来看也是如此，五言的数量远少于七言，而五言写得好的人，更是寥寥无几。 上面这些话，是希望初学近体的朋友能籍此明白两个基本的道理：一是不要因为好奇， 标新立异地去尝试写什么六言近体；二是初学近体诗，从七言入手好过从五言入手。 最后，要顺便提一句的是，初学者朋友一般都听说过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吟诗也 会吟”这句话；另一方面，又每每为“唐诗宋词元曲”之类说法所惑，觉得唐以后，诗走的是下坡路，甚至以为唐以后的诗，没什么可读的。因而入门之时，多以唐诗为范本。其实基于前面说过的原因，唐诗多用单字词，今人不易领会，作为初学时的教材未必尽宜。所以，习近体当自七言始，而习七言，更不可不读宋诗。 二、诗忌俗语 旧体诗是文学体裁之一种。在“文学”这个总体概念下面，旧体诗具备哪些个体特异性？这是一个不小的问题，也非三言两语所能论说清楚。在这里，我们撇开一切论证，直接提出其中比较重要的两点：其一它使用的材料是文言汉语，也就是传统的汉语书面语；其二它主要是一种传递情感的语言方式。 与其他文学形式一样，旧体诗的篇章由句子构成，而句子可进一步剖分为语词。我们 用书法来作一个比喻罢：习书法时，总是先字点画，再学结字，最后才是章法。同样，学习旧体诗，一般也有一个从词法到句法再到章法的过程。（我这里所说的“词法”，传统理论中称为“字法”。因为双字词渐多的缘故，现在可能还是使用“词法”来表征合适一点。以下不再说明。） 我过去读到的诗词理论，多半是谈论格调、意境、旨趣之类大道理。这些道理当然都有 它成立的一面，有些原则也确实应该让初学者一开始就知道，以免误入歧途。但这些道理，起点有些偏高，对于没有任何基础的朋友，实际帮助并不是太大。所以我们为初学者准备理论工具，还是应该对症下药，从词法开始，一点一滴的开始探究。 词法的第一个原则是“诗忌俗语”。其理由来自前面提到的，旧体诗作为一种特定文学 体裁所具备的个体特性。首先，因为其语言材料是传统的汉语书面语，宜庄重典雅不宜油滑轻浮，所以，对于过于口语化的俗语要慎用。其次，既然是用于传递情感，则须能引起读者的共鸣；俗语因为被用得太多，往往索然乏味，缺少感染人的能力。 说到这里，“俗语”二字还是一个笼统、模糊的概念，没有清晰的边界，无法进行明确 的区分，也就缺乏实际意义。但过于严谨的定义也容易变得冗长而费解，所以我们干脆直接采用例举的方法，将常见的俗语类型——罗列，也许要容易弄懂一些。 一部分的时语可以首先列为俗语之一种。所谓“时语”就是传统书面语中没有的语汇或 同一字面在传统书面语中没有的用法。之所以要加上“一部分”这个约束，是因为有些时语并不忌用。具体来说，凡是指物的名词，所指之物在旧时没有的，这类时语都不忌用。比如“火车”、“伊妹”这些东西，传统语汇中根本无词可代，想不用时语亦不可得。但只要传统语汇中有同义词，且该词不算冷僻词语的话，就应当避免使用时语，比如“太阳”、“时间”、“害怕”、“难道”这些词，就基本上属于这一类。 俗语之二是所谓“熟语”。熟语与时语的区别，在于熟语在传统语汇中不仅存在，且其 意义与现今用法相同或相近；只是在现代日常语中使用频度太高，缺少联想空间和情绪感染力。这样的词语用到旧体中，不仅没有任何余味，还会让人觉得怪头怪脑不自然，就象央视《笑傲江湖》中的定逸师太，腕子上赫然戴一块手表一样。像“旅游”、“贪污”、“庄稼”、“因此”这些词，都属此类。 时语和熟语，对于初学者是不宜的。但到一定水平后，只要应用得法，反而可以化腐朽 为神奇，获得一种特别的趣味。俗语中只有一种是无论任何人绝对忌用的，那就是“官腔”。 “官腔”分为两种，一是肉麻的马屁语。这种语词古亦有之，所谓天子圣哲，国泰民安之类。诗人最忌歌功颂德，这种东西写出来，轻则惹人笑话，重则落下终身污点，诚不可不慎也。 “官腔”之二是所谓“假、大、空”的套话，也就是权力话语支配下的流行词藻。近数 十年来，所谓“语录体”、“社论体”对汉语表述方式的影响极深，一两个钦定词藻出来，举国竞用之如狂。纸质媒体上这些玩意固屡见不鲜，就是网上，也不难找到如“改革春风吹四海”、“万众齐心奔小康”之类反面教材的。 初学者诗中多俗语，一般也不是刻意为之（个别马屁精除外），只是苦于可用的词汇太 少，不得已而以俗语充数耳。可见欲根除俗语之害，不仅要明辨俗语的类型，更重要的是须得有可用之词。这就要求多读前人的作品，日积月累，自然丰富。甚至，对于急性子人来说，以辞典、类书为教材，恶补一番，也不失为速成之道。